区域新基建发展的时间演变、空间差异与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样本（节选）

文|何继新   雷俊杰   侯宇

新基建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简称，这一提法是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而言的。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的政策措施；2020年5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推动新型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愈发受到重视。当前，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打造高速泛在、集成互联、安全可靠、智能绿色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是信息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随着对无接触、智能化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大，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为此，全国各地积极部署新基建发展战略，推动新基建发展实践，以期通过区域新基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就从客观上要求精准把握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的现状及驱动因素，为政府决策部署提供更有价值的经验依据。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新基建与城市更新、智慧城市建设和新城镇化发展等方面有着显著相关性，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层面。虽然有学者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了城市群的新基建发展现状，但并未直观显现区域新基建如何为新一轮城市功能改革带来驱动力，对其综合量化评价也缺乏深入研究。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对“新基建”三大方面——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的界定，学术界对从这三个方面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一，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主要通过分析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以及移动终端等信息设施建设方面的数据，凸显区域新基建发展对新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其二，在融合基础设施方面，有学者对智慧交通（如城市圈轨道交通）、智慧工业（如无接触智能制造）、绿色能源产业（如充电桩、低碳能源等）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传统基础设施开展量化研究，构建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评价体系；但多数研究只涉及单一指标方面的内容。其三，在创新基础设施方面，大部分学者通过解读理论政策或拓展概念内涵等定性分析方法开展研究；也有少数学者利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指标，通过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我国的区域创新产出水平进行量化分析。其四，在新基建发展水平的评价方面，有学者基于新基建的三个方面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区域内及区域间的新基建发展现状进行量化分析，但所选指标并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三个方面的全部特征。基于上述研究，笔者认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者之间存在着交叉融合的紧密关系，因此可以借鉴传统的针对基建或智慧设施的评价方法与影响因素分析模式，选取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对其开展模型设计和驱动因素分析。

现有研究为开展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仍存在三点待改进之处。其一，多数学者仅凭信息基础设施对新基建的发展现状进行测算，缺乏全面评估新基建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二，由于缺乏精准统计数据，部分学者意识到评价指标的单一性和模糊性，但是在实际进行指标选取和数据收集时仍难以遵循全面详尽的研究准则，导致所作的新基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缺乏相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因此，亟须对评价指标进行必要的完善和细化。其三，新基建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时空差异，在地理区位上常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目前对新基建发展的空间差异性分析大多是全国范围的量化研究，对具体城市群和省市区域新基建发展的时间演变、空间差异及驱动因素等的讨论较少。鉴于此，本研究考虑不同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气候、经济基础等因素，结合国家着力推进城市群区域建设战略，选取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三大典型城市群作为区域样本开展研究，全面综合地评价具体区域内各省市的新基建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间演变与空间差异，以期进一步掌握重点区域的新基建发展现状与布局规律。通过分析三大城市群的新基建发展水平，探讨更适当的驱动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拓展和重塑城市群发展新思路，还有助于缩小城市群框架内各省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共同富 裕提供新思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珠三角城市群具有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特殊性，因此本研究未将这一城市群纳入样本范围。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结合国家发改委对新基建的界定，以及对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政策文本的梳理分析，围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构建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三大城市群为样本，运用TOPSIS-熵值法测算其新基建发展水平；基于综合评价得分分析不同城市群新基建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差异，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求更加精细化、实质化的新基建发展驱动因素；提出更为科学准确的新基建发展路径，为实现城市群区域间新基建的均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新基建发展水平的差距提供富有价值的建议。

（一）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的测算

1.概念界定

新基建理念自提出以来便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至今仍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在新基建概念提出初期，有学者简单地将新型基础设施概括为5G、特高压、新能源充电桩、轨道交通、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七个领域。2020年，国家发改委经初步研究，认定新基建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智慧生活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由此，有学者将新基建定义为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在经济生产、民众生活、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方面所必需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新基建为城市经济带来 新动能，为城市产业带来新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推动城市迈向整体结构优化的全新道路。

2. 指标选取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本研究在对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围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方面，对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指标评价和测算。具体来说，将信息基础设施分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和算力基础设施，将融合基础设施分为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和智慧生活基础设施，将创新基础设施分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和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由于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和区块链等指标层存在跨区域的技术属性，为确保对单个城市群进行区域新基建 发展水平测算的科学性，本研究为相应设施制定统一的指标数据收集准则（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城市中某一类设施的发展水平越高，其相关供给能力越强，那么相关的企业或成果数量自然就越多，因此本研究将三大城市群内对应设施的相关企业数量作为代理变量进行量化研究。

3.分析方法

TOPSIS-熵值法是对传统TOPSIS评价法的进一步改善。本研究使用TOPSIS-熵值法测算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如表1所示，首先通过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在三大城市群新基建发展中的权重，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权重（1）代表京津冀城市群，权重（2）代表长三角城市群，权重（3）代表成渝城市群。之后，通过TOPSIS 法，利用逼近理想解的技术确定评价对象的排序，得到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结果 （见表3至表5）。 计算步骤如下：

（二）变量设计与模型说明

        1.变量设计

驱动区域新基建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本研究在确保不遗漏核心因素的前提下，兼顾各项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政策内容选取区域新基建发展的驱动因素。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往往能为发展新基建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进一步增强当地对智慧、便捷基础设施的需求，因此必定会带动当地对新基建的投资力度，使其更有能力和动力升级改造传统基建、建设运营新基建。

第二，相关产业结构可能影响区域新基建的供需情况。物联网、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加快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进程，使得人们对无接触智慧服务等的需求不断扩大，比如远程办公、远距离机械臂操作等。

第三，无论是传统基建还是新基建，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支持其发展和更新。众多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更新迭代迅速的新型基础设施更加 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

第四，新基建与新一代技术革命紧密联结。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发展要求提供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因此，技术的研发和升级对新 基建发展有着极大的驱动作用。

第五，新基建的发展与新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导致城市人口数量增加，这将使城市对于以新基建改善居住空间的需求也随之增强，因而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分布的变化也可能影响区域新基建发展。

第六， 政府支持对新基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顶层指导作用。只有科学的政策指引才能促进新基建的良性发展，因此，有效的政策实践对新基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择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相关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相关工业集聚水平、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创新基础发展情况、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和政府支持情况等指标探讨区域新基建发展的驱动因素，具体指标及计算方法见表2。

2. 模型说明

为确保区域新基建发展的驱动因素变量体系的科学性，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初选的驱动因素进行降维、验证和筛选，有助于提升测算的精确性和针对性。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入地定量分析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与城市人文经济因素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说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是一种常用来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的重要方法，该模型要求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为了让模型能精准阐释和预测实际问题，本研究对回归模型和回归系数 进行多项检验，同时考虑各个自变量之间是否 存在共线性等问题，并且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以此为后续在城市群中均衡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提供合理的参考经验值。

多元线性回归数学模型为：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三大城市群为研究样本，考虑新基建数据的可得性与及时性，将时间跨度确定为2013—2022年。区域新基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13—2022）、国家统计局和企查查平台等， 省市区域新基建发展驱动因素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数据网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2013—2022）等。其中，个别缺失的数据根据插值法，利用数据分析软件STATAMP-64进行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