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绅士化研究的趋势、争论与启示
作者：秘书处 发布于：2023-06-30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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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微信公众号 国际城市规划
期刊精粹 | 国内外绅士化研究的趋势、争论与启示【2023.3期优先看】 (qq.com)
在城市研究领域，“绅士化”不是一个多么新颖的话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在经历郊区化扩张和内城衰败之后，出现了一种现象：城市中原本较为贫穷或工业化的地区发生了升值、更新和改造，吸引了更富裕的居民、商业和文化活动。英国社会学家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首次使用“绅士化”（gentrification）来描述这一现象。然而，对绅士化的理解和观点在不同的学者之间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绅士化带来了城市的改善和经济增长，提高了社区的质量和吸引力；但也有人认为绅士化导致了社会排斥、租金上涨和原居民被驱逐的问题。以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为代表的生产论学者和以戴维·利（David Ley）为代表的消费论学者，已经就绅士化的形成机制争辩了半个世纪。已有的研究表明，绅士化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并不一致。以伦敦和柏林为例，伦敦的绅士化发生在较大的空间范围，与中心城区金融业的繁荣相关，由专业人员、管理者主导；而柏林的绅士化规模较小，主导群体是城市创意阶层。但绅士化的理论迁移到其他国家是否合适呢？同样存在争议。我们通过对国内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在政府与市场作用、国家主导地位、公众参与程度、产权制度等方面都呈现一种截然不同的绅士化过程。土地租金剩余是绅士化发生的重要前提。以市场力量主导的改造中，中心区原住民由于拆迁补偿费用过低而无力支付房价，在一轮土地置换后被驱逐出了市中心。从拆迁实物补偿到货币补偿的改革加剧了产权转移对原住民的剥削。由于公众参与机制不足，难以撼动城市固有的增长机器。产权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重要特征。新中国经历多次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历史文化街区土地与房产产权主体多元，产权关系复杂。当面临拆迁改造，政府、开发商与居民之间就房地产产权的确权与交换的过程就变得特别复杂而漫长，令投资主体望而却步。因此，形成改造的共识，往往需要大量的社会交易成本。此外，人的日常出行、交流空间不受关注，城乡之间、新城与旧城之间、高档住区与城中村之间存在割裂，并滋生居住隔离、空间剥夺、环境污染等，这些都是绅士化可能带来的消极的外部效应。我国城市发展要摆脱过度投资和金融深化的风险，避免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加深，必须将绅士化运动与积极合理的规划手段和公共政策结合起来，鼓励分散的产权主体自我更新，保留社会多样性和社区的文化价值。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是一种有效的路径。共同缔造通过建立居民与政府和规划师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沟通的渠道，寻找多方参与城市建设的“最大公约数”。可以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作为切入点，从房前屋后、街头巷尾、广场绿地等空间的共建来凝聚共识，降低高昂的社会交易成本。尽管关于绅士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但绅士化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话题。比如乡村的绅士化，部分乡村地区由于资本下乡，出现了多元主义的空间形态；出于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正向选择，县城出现了教育绅士化、养老绅士化的现象。在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和县域城镇化的背景下，绅士化理论能否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得到更多有意思的见解？本文就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