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微信公众号 经济纵横杂志社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专栏∣薛领，杨开忠：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抗解性范式转型 (qq.com)
作者简介：薛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开忠（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教授。
注：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编号：22AZD04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控制度研究”（编号：20ZDA086）的成果。
摘要：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不确定性持续增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国土空间的演进格局。面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我国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亟待提升和转型，需要超越简单性范式和复杂性范式，深入理解复杂性和繁杂性两个维度交织叠加的抗解性问题。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国土空间抗解性趋于增强，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根本方向和必由之路在于建立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抗解性新范式。需要认识到，理论认知是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基本前提，亟待深化；研究范式是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重要支撑，需要转型；技术方法是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重要支撑，有待创新；规划模式是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治理基础，有待变革。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国土空间优化；深度不确定性；抗解问题；范式转型
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土空间治理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并展开了多轮规划。当前，《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已全面实施。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踏上新征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如何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各种挑战，科学认知国土空间演变机制与调控机理，研究面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不确定性下我国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方法？如何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这是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急需回答的重要时代命题。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科学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国土空间系统的性质和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交织，标志着全球不确定性环境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变量。从最新发布的全球“不确定性指数”来看，不确定性水平自2008年起开始快速攀升，并于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达到历史最高点，十年以来所观察到的不确定性水平超过了过去六十年发展的总和。
如何理解不确定性？为了在决策和优化过程中更好地管理各种不确定性，规划和决策者需要对人类认知水平存在的不同等级有着清楚的认识。认知水平的范围包括从完全确认到完全无知。Donald Rumsfeld曾将人类的认知分为三类：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以及未知的未知。给决策制定带来最大挑战的则是最后一类，即未知的未知，这就是所谓的深度不确定。对于决策制定，学界在完全认知和完全未知之间定义了四个中间等级。第一级，决策者知道决策的后果同时知道这种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第二级，决策者知道多种决策后果的可能性，同时知道这些后果发生的概率；第三级，决策者既不知道函数关系，同时也不知道各变量的统计特性，当前情景中的可信概率很少有科学依据，对未来的判断通常是一系列的模糊场景；第四级，这是最深等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一无所知。这里将第三等级、第四等级的不确定性称之为深度不确定性。深度不确定性造成的影响远超出一般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未来情景不确定，即未来会呈现多种可能的情景，情景出现的可能性大小未知，其演变趋势难以预判；第二，决策和规划后果不确定，即决策和规划后果有情景依赖性，同一决策方案在不同情景下的实施效果有很大差别，且即使在给定的情景下，决策的后果也难以准确判定；第三，决策和规划方案不确定，即事先给出的备选决策方案集包含若干备选方案，每种方案的实施难易程度和经济效益都难以准确量化。另外，更好的方案组合有可能在决策分析的过程中不断被发现。
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是一个典型的深度不确定性问题。近年来，从“三生空间”到“三类空间”，再到当前的“三区三线”，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制度要点逐步明晰。应该说，“三区三线”是优化与调控的基础，其中，“双评价”是重要基础，即根据发展战略调整、重大工程建设、技术进步、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基础设施变化、历史文化魅力空间打造等不同情景，分别分析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产生的影响及其变化，提出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的多方案决策。从深度不确定性角度看，这项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是本体不确定性，即系统内在的特征。国土空间治理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包括自然环境不确定性、社会经济不确定性、政策制度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不确定性等。同时，各种气候风险和灾难发生频率不断升高，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甚至呈现跨区域、跨流域、多维度、多尺度的地理特征。不确定的发展环境凸显了空间治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加大了空间治理难度。从国内发展看，一个重大的特征事实是2022年中国出现六十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正面临少子化、老龄化、性别失衡的三大结构性难题，未来人口负增长时代一些城市和地区将继续扩张和集聚，而另一些地方则不断收缩和衰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潜在的增速放缓，以及预期减弱、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三重压力，面临“双碳”目标、技术进步、社会转型、产业升级等多重发展目标，面临气候风险、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边疆安全、金融安全等多种安全诉求。应该看到，各种“变局”交织交叉、重叠纠缠，过去高速城镇化、大规模空间扩张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以往高歌猛进的发展模式和规划方式不再适用，国土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也加剧了我国国土空间优化和调控面临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认知不确定性。以气候变化为例，气候变化具有典型的深度不确定性特征，包括气候变化程度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速度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削减、适应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政策不确定性。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对复合气候事件的研究，放弃对个别极端气候事件的分析。这些重大的气候动向甚至灾害，无从预料，也难以认知。应该看到，目前作为国土空间优化基础的“双评价”是还原论、机械论、确定的“简单性范式”体现，过多强调自然资源本底，仅仅评估发展现状，忽略空间经济规律，重视供给侧，忽略需求侧。资源环境力承载也不是常量，是内生变量。资源要素并非一成不变，空间上可以流动和转移。承载力还能够随着技术进步等不断变化。
我国的农业适应性评价完全依靠历史数据，至多能够反映当前的土地本底状态。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未来全国各地的积温、降雨、灾害、水资源、土壤、病虫害等都将随之变化。气候在变，土地利用在变，农业适应性也在变，而规划者并没有用未来可能的变化来讨论和划定“三区三线”，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前瞻性和科学性。根据RCP8.5情景下对未来三十年的预测分析表明，云南省的农业生产适宜性整体甚至呈现上升趋势，评价等级为“适宜”的区域则由最初的普洱和红河逐渐扩展到保山、普洱、临沧、红河、文山、西双版纳、德宏等州市。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可能未必全是不利影响。当然，不同RCP情景下的研究结果可能不同。另外，科技进步不确定、交通线路不确定、新基建投资决策不确定及未来能源种类的发展选择不确定等，都将对国土空间演进产生深远影响。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需要在多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进行研判，尤其在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对未来的预测变得不再可靠。传统的基于预测进行的决策分析将无法全面、准确地分析潜在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并有可能为规划者推荐错误、片面的策略。因此，有必要讨论和认识深度不确定性的本源。
在过去的四十余年间，系统科学领域一种新的趋势逐渐显现出来，即许多学科都面临复杂系统的复杂性问题。这类系统包含大量异质性的微观组分或者说自主体（agent），它们随时间的推移互动互作，并且在系统宏观尺度上产生全新的功能和结构。从生命的进化到生态系统的变迁，从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不同的系统中显然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现象和规律，这促使许多学者探究其中的内在演化机制。复杂性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自牛顿以来一直主导科学的面向简单系统的线性和还原的思想和方法，开始力图建立面向复杂系统特性、演化规律及预测和控制等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层次探索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将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并且逐渐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复杂性科学理论体系。复杂性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以现代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智能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为根本，着重研究复杂系统的一般性质和行为规律，如异质性、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突现、分岔、稳定性、临界性、内在随机性、不确定性、无标度网络及动态演化等，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动态模拟和计算实验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方法，强调对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探索，在寻求一般性原理的同时，积极结合各个学科领域自身的规律（包括物理系统、生命系统、人脑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等）展开具体的理论探索和实际的应用研究。
复杂系统理论关注“自下而上”，不依赖中央干预和调控，没有全局性的控制者，强调分散的交互作用，以及大量微观个体（居民、企业、政府及各类组织）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为特征，产生不可逆转的、非连续的甚至混沌的时空动力学行为——这与传统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过去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微观自主体在整个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适应性，忽略了这些异质性自主体的地方性局部行为最终所导致的不同质宏观空间结构。复杂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认为微观个体的不断“适应”恰恰是系统产生复杂性和持续演化的根源。传统的空间模型通常只考虑空间系统的宏观社会经济变量，并未深入到系统的微观层面，无法深刻反映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的内在关系。众所周知，任何宏观系统现象都必然有其微观基础，空间结构也不例外。
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应用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之一是将国土空间系统视为一个高度开放、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强调空间结构的微观基础和作用机理，建立了各种空间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探讨了国土空间结构演化的动态机制，并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尽管如此，利用现代系统科学的前沿领域——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国土空间复杂系统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空间复杂性的探索尚处早期。既有研究表明，人们已经强烈意识到解决这类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与此同时，随着新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基于自主体的建模，以及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为理解和探究国土空间的宏观结构、微观机理及演化过程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实际上，以往许多研究者对于系统的理解相对较简单，他们认为简单系统的行为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进行，而复杂行为则产生于某些复杂的、综合的因素集。但是，今天的复杂性科学理论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些非常简单的模型（比如Logistic映射）随着参数的变化就能够产生出非常复杂的、不可预测的行为，被称为确定性方程的内在随机性，初值高度敏感。与此相反，许多相对复杂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动力学行为却十分简单。比如1991年Krugman在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开篇之作，推导出的六个非线性方程组随运输成本变化呈现出瞬间均衡结果，对称、集聚或多重均衡。
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揭示国土空间演化的规律要比想象中更加困难。虽然历经多年的努力，对国土空间演化理论和应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实际情况极端复杂，研究存在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比如空间演化的调控与管制、多元价值冲突、不确定性、不确知性、歧义性、高维性、多层次的体系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等。由于多种非线性、多元价值冲突和深度不确定性，国土空间系统远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系统。这种多主体、多要素、多目标、多维度、多尺度、多过程相互作用的系统同时存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作用机制和路径，超越了复杂系统理论的认知，是深度不确定性的根源，被称为“抗解系统”。
复杂系统理论探究的是复杂性（Complexity），而抗解系统（Wicked System）不仅强调复杂性，而且强调这类系统存在的另一种复杂性（Complicatedness），也可以理解为“繁杂性”或者“庞杂性”。
由于存在复杂性和繁杂性的交叉与融合，两者之间纠缠、叠加和迭代，系统的动态规律比单纯的复杂系统更难以认知和驾驭，导致抗解问题的产生，甚至无解。关于抗解问题，早在1968年Churchman就提出这一术语。1973年，Rittel和Webber在“一般规划理论中的困境”一文中明确定义并系统阐述了抗解问题，认为与“驯服”和“友善”问题相比，“抗解问题”是没有明确目标和解决方案的，属于技术理性主义途径无法应对的问题。Sun和Yang强调“抗解问题”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和不同价值观，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冲突，本质上无解。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抗解问题”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即复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抗解问题”的核心要素。Roberts、Head、Andersson等对抗解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Rittel和Webber将治理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问题定义为“抗解问题”，即没有明确目标和解决方案、技术理性主义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深度不确定性是“抗解问题”的核心。抗解性理论在国外已应用于公共环境治理、公共卫生治理、社会安全治理、水资源管理、气候变化等领域。国内关于抗解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早期引介阶段，尚未系统地应用于国土空间优化领域。
从国土空间系统的结构与特征来看，该系统同时存在复杂与繁杂两个维度。国土空间系统的繁杂性来自自然资源部门机制体制改革形成的五级三类体系结构，强调调控与管制，强调标准与规范，重视规划审批、实施监督、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属于典型的多级科层管理架构。国土空间系统的复杂性又来自各地基层大量微观社会经济主体的自适应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自组织过程。前者自上而下，命令与信息单向传递和审批，划定“三区三线”；后者自下而上，灵活多变，通过协商与谈判，进行创新与变革，推动国土空间系统的动态演化。国土空间系统作为复杂性和繁杂性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系统并非简单的静态系统，而是不断重新组构、相互融合的动态系统。
实际上，国土空间优化和调控不仅仅是“三区三线”，还涉及项目、规模、结构、用途、布局、时间、方式等，受到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活动多重作用和影响，体现出深度不确定性、价值与利益多元性和科层制度等多方面的挑战，呈现典型的“抗解性”特征。因此，国土空间系统的复杂性蕴含着宏观时空结构的微观基础和机理，强调初值敏感性、内在随机性和高度非线性。国土空间系统的繁杂性则体现出各类规划和治理的多目标、多层级和多关联特征，存在各级规划职能部门分割、交叉重叠现象，面临上下衔接与左右协调的各种矛盾、多种利益对峙和多元价值冲突，供需不匹配，还存在规划调整的随意性。这两个维度的交互叠加形成一系列的纠缠裂变，导致系统风险与深度不确定性。空间调控的抗解性并不完全在于“多”，而是这些空间类规划之间互不协调、互不衔接，规划职能部门分割、交叉重叠现象严重，加之地方权力频繁介入，甚至随意修改规划，其结果大大影响了空间治理的效率与发展的质量。
应该认识到，我国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仍然滞留于复杂性，甚至简单性的科学范式上，方法上仍然停留在工程技术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与方法论体系，无法准确揭示国土空间的协同演化机理。近年来，我国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方法，尤其是其中的技术和工具得到了长足发展，已从转移矩阵、经济基础分析等简单性方法向分形、元胞自动机、基于自主体的建模、人工神经元网络、遗传算法、机器学习、数字孪生技术方法拓展，并且开发了一系列数据库和数字平台。然而，国土空间系统演化与调控在认识论上重视复杂性科学，而在实践论上仍然基于简单系统与还原论，更谈不上应对未来深度不确定和抗解问题。
由于以往将复杂性和繁杂性混为一谈，对“风险”和“深度不确定性”认识混淆，传统的空间治理模式无法应对上述抗解问题。一般来说，风险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及其损害，是未知事物中可以估算并相对可控的部分。然而，深度不确定性则是未知事物中不可估算也不可控制的部分，包括事物未来变化的方向、程度、概率和结果都无法准确估计。如，“双评估”之一的风险评估同样是空间治理和规划的基础。传统风险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定性、半定量和定量分析三种。从常用的定量方法上看，一是指标体系方法，这种方法无法充分反映抗解系统的特征和动态性；二是历史数据数理统计方法，但在深度不确定性情况下结果并不可信；三是情景分析方法，该方法是在假定某种现象或某种趋势将持续到未来的前提下，对预测对象可能出现的情况或引起的后果做出预测的方法，先预测后行动。然而，该方法将诸多未来的可能性人为地设定为少数几个情景，但在面对深度不确定性时，仍然不可信，也不可取。至于定性分析，则具有更难以落地的着局限性，无法提供精确准确的定量评估。
第一，理论认知是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基本前提，亟待深化。国土空间演化和治理存在深度不确定性，并没有最优解。以往常用的确定性且工程化的空间最优解工具面临科学认识的局限和规划实践的困局。郝庆等意识到了国土空间的抗解性，认为对中国而言，影响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因素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因此，国土空间规划不仅作为抗解问题的本质没有改变，而且其抗解性正在不断增强。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意识到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面临的抗解性问题。然而，如何提高对国土空间系统演化规律的认知，发展面向深度不确定性和抗解问题的基础理论仍是学术界的空白。针对当前国土空间演变机制与调控机理的科学认知不清、科学观测数据不足和精准化智能化技术水平低等问题，急需研究面向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的国土空间多要素协同机理与系统调控理论，建立国土空间抗解性识别方法，构建国土空间抗解系统多目标优化和调控的方法论体系，并沿着科学认知、信息技术、智能规划、创新制度四个主轴展开深入研究和理论构建。
第二，研究范式是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重要支撑，需要转型。科学准确地把握国土空间演化的基本规律，不能仅论“地”不谈“天”，也不能“就土论土、就地论地”。在考虑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海的同时，还要考虑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然而，以往的国土空间优化存在“就土地论土地，就本地论本地”的固定思维。“就土地论土地”仅仅关注土地变化本身，忽略了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及人口的互动，没有反映区域经济互联互通和要素动态流动，更缺乏体现多主体利益博弈、经济竞合与协同治理和综合调控。“就本地论本地”只考虑本地区的“一亩三分地”，具有很大的空间局限性，忽略了地区之间的互动和关联，重局部优化，轻全局优化。另外，目前的“双评价”工作过多强调资源本底，过度依靠历史数据，以静态的视角考察自然资源的本底和先天禀赋，而对集聚经济重视不够。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迄今为止过分强调自然地理重要性，忽视人类活动的作用，无法充分考虑多元主体互动，不能正视国土空间优化参与主体在认知、看法、价值和意图的多样性，不能高度重视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本体的深度不确定性，没有认识到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对简单性复杂性范式根本上的抗解性，以至于滞留于复杂性，甚至简单性的科学范式上，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范式。
第三，技术方法是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重要支撑，有待创新。基于决定论思维的简单性范式将国土空间视为具有确定性和可还原性的简单系统，通过要素叠加和走势预测国土空间整体特征与演变规律。实际上，在深度不确定性存在的情况下，无法准确估计未来各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策略在不同情形下所产生的结果。这一点在以元胞自动机为代表的空间演化模拟中尤为明显，以往其过度依赖邻域变化和简单规则，过度依赖历史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和映射，更多反映过去土地财政、土地金融时代高增长下粗放的土地利用模式，并不能反映未来经济低速、人口负增长、城市收缩、安全态势严峻，缺少对未来各种深度不确定性因素、多元主体利益冲突和协商等行为进行建模的条件，也缺少兼顾研究范围和空间粒度，以及适用于不同尺度包括全球尺度、全国尺度、区域尺度、城市（群）尺度、地方尺度（且时间上也有不同尺度）的多主体、多尺度、多过程、多区域的网络化集成模型。我们需要研究多类型空间格局解析、问题诊断、功能匹配、多目标协同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关键技术，研究区域尺度国土空间动态演变的多维建模、多场景仿真、多要素综合整治与系统调控的关键技术。因此，应对深度不确定性，需要多模型、多系统和多尺度的综合集成，构建全地域高分辨率的大规模计算实验平台。我们还需要在每个情景下比较不同策略，最后选取最稳健的短期策略，并用“情景发现”的方法识别出短期策略将会失效的未来情景，然后分情况制定相应的长期适应性发展策略。
第四，规划模式是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治理基础，有待变革。近年来，空间治理从最初以工程技术为主的模式向以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转变历程，显示出其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建立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按照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而进行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改革，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多元治理目标和价值诉求产生的协作治理困境，解决各级各类空间规划之间的矛盾，包括规划类型过多、内容重叠冲突，审批流程复杂、周期过长，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各类空间规划曾经要解决的“老问题”并不会因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而自动化解或消失，而是随着发展环境与要求的变化，正在或即将出现一些“新问题”。根据权力分立性和竞争性，将“抗解问题”应对策略分为威权型策略、竞争型策略和合作型策略。究竟哪一种策略有效，还有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学界至今尚未建立应对抗解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但已开发出多种决策规划方法，如稳健性决策规划、动态适应性政策路径、工程期权分析和信息差距决策理论等，最新研究对短期的动态适应性决策及中长期的稳健性决策相互嵌套和耦合进行了探索。那么，如何将这一系列的策略和规划整合到现有的体系中是一个新的挑战。毕竟，面对深度不确定性，以往国土空间规划的体系性强、模式难以适应，尽管引入了“一年一体检”和“五年一评估”，但面向短期的动态适应性规划和中长期稳健性规划相嵌入的规划模式和体系仍亟待探讨，多目标优化、多方案决策、多路径选择及随机应变的系统调控技术和手段仍然缺乏。另外，有必要基于市场、政府、社会、自然生态多元主体共治，研发对抗解性具有动态适应性的治理制度，为国土空间抗解性治理提供体制支撑，并结合典型地区进行试验示范，既检验并完善抗解性国土空间理论和方法，又示范推广。
国土是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建设等的重要空间载体。国土空间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而国土空间规划是构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首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对于国土空间系统的理解和认识，仍然停留在复杂性理念和简单还原的机械性操作层面，甚至将复杂性和繁杂性两个不同维度的事物混为一谈。同时，也未充分认识空间行为主体的重要性，未充分注重多元主体的诉求和互动，仍未正视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过程中参与主体在认知、看法、价值和意图上的多样性，未把全主体上升到与全要素、全地域、全过程至少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空间规划的工具和方法也主要是基于既定的传统理论（包括实质性理论、规范性理论、程序性理论）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信息技术、复杂性技术方法的集成、创新的应用。这些方法缺乏切合国土空间系统性质的理论“灵魂”，势必存在“方法无魂”“就方法论方法”“各自为战”“方法失灵”，甚至陷入“技术决定论”或“技术万能论”的误区。“抗解问题”为深度不确定时代的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提供了新思路。因此，工具理性需要与价值理性结合，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根本方向和必由之路在于建立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的新范式，新发展阶段国土空间抗解性趋于增强，其优化与调控尤其必须超越简单性、复杂性范式，采取抗解性范式。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3年第6期，编发时有删减）
引用格式：薛领，杨开忠.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抗解性范式转型[J].经济纵横,2023(6):4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