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型的生产要素——数据（潘家栋和肖文，2022）。数据被视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广泛渗透在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经济活动中，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首先，数据要素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流通成本。传统经济活动由于时空地域限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效率。而数字经济中的“互联、物联、数联”融合发展促成了以数据为核心的信息网络的充分发展，深度链接企业平台与消费群体，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动透明度，实现现代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其次，数据要素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现代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数字经济中的数据是信用，构建了以大数据为基础信用体系，发挥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高全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三是数据要素提升经济活动的创新能力。传统经济要素以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实现经济效益，其创新是单一方向的集聚性创新；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通过融合和跨界实现范围经济效应，提供多元分散化创新发展实现价值增值。

平台经济是基于数字平台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称，是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和新兴经济组织形态（谭培文和赖立，2022）。首先，与工业经济的传统企业是相对封闭式运作体系不同，数字经济中的平台经济具有先天开放性，是一个完全开放式多方协作体系。该体系利用大数据信息优势避免“信息孤岛”，促使平台上的交易供方与需方实现精准对接，提升市场供需匹配效率。其次，平台经济是数字消费模式创新，不断扩大消费群体和拓展市场空间。一方面，平台经济借助互联网打破时空距离，使得国内市场拓展成为国际化市场。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借助集聚效应将不同地域、不同市场、不同偏好的消费群体集聚于平台交易，形成更加庞大的消费群体。第三，数字平台通过网络效应创造出更多新价值。平台经济以互联网为基础，通过发挥网络效应创造新的价值。根据梅特卡夫定律，随着平台使用者数量增加，平台的网络价值会呈现指数增长趋势，从而为平台用户提供更大价值。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已经成为经济系统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单位。

数字经济是技术融合的经济，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践中，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从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方面重塑传统产业链条，推动数字产业体系创新发展。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迟明园和石雅楠，2022）。根据产业经济学中的配第-克拉克定理，产业结构中心随着经济发展会依次遵循“农业-工业-服务业”路径转移，并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大量社会资本追逐智能生产和数字消费，推动服务产业、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模式变革，促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优化。其次，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内生产方式创新。在工业经济环境下，传统生产方式是基于规模经济追求收益回报。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数字技术正在颠覆传统生产模式，逐渐向智能化、个性化生产模式转变，生产模式呈现更加个性化和差异化特征，推动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第三，数字经济促进产业间跨界融合创新。数据要素对经济活动的深度渗透削弱了规模经济、技术优势、沉没成本等产业进入壁垒，而且互联网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数字经济更能够以低交易成本打破产业间壁垒，促成产业间跨界创新，形成开放化、一体化、多元化的数字产业生态体系。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加速创新，以数字化要素全方位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更多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使经济活动更加复杂和多样。数字经济正在形成新的数字生产函数，从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提升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运行质量（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但是，面对以数字化、融合化和平台化为特征的数字经济，传统分割式经济治理方式对于新出现的复杂经济现象及问题无法满足治理需求，要求更精准的新型政府宏观经济治理模式相匹配。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不仅是微观经济活动数字化的技术支撑，而且还是政府以数字化手段促进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工具。首先，数字经济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广泛收集数据、精准分析数据，深度挖掘数据背后的经济运行规律，推动政府决策由传统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决策的转变，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其次，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打破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数据孤岛”，促进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信息交流共享，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信息流转成本，实现政府管理由分散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扁平化管理转变，提升政府管理效率。第三，数字经济是一种线上线下、实物虚拟相互融合的新流通形态，因而信用在数字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以及海量数据，为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经济行为由“门槛”管理向信用管理转变。

1. 发展平台经济，推动市场主体创新

市场主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传统工业经济中，企业与消费者是基本的市场主体，其中，企业是以规模化生产模式组织生产的基本经济细胞，消费者是大批量标准化产品的接受者。但是，在数字经济系统中，新出现的以互联网和数字化为基础的平台企业与数字消费者构成重要的市场主体，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总体看，我国市场主体数字化运用能力及数字素养不能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根据我国经济实际情况加强数字市场主体创新。一方面，积极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林浩等，2020），通过“网络+平台+数据”模式将数智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塑制造业生态系统，提供支撑现代制造业发展的网络化供应链和协同化产业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实体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支持电子商务平台、数字金融平台、数字医养平台、智慧文旅平台、在线教育平台等新型平台经济发展，促进平台经济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支撑现代高质量服务业发展。

2. 以数字交易市场释放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是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也是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数字经济的优势在于通过数字化交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交易的便利性从而释放大量需求。近年来我国经济产值屡创新高，消费者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同时，消费目标逐渐多元化、高级化，数字交易市场的普及彻底释放了消费需求，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增长点。但是，数字交易与网络覆盖、交通运输、物流仓储等环节密切相关，对于数字交易产业链不完善的地区，数字市场仍无法充分发挥便利化、多元化优势，不利于彻底释放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一方面，通过完善数字交易市场基础设施，推动互联网全覆盖、交通运输便利化、物流仓储一体化，打通“消费-下单-运输-送达”链式环节，提供消费者消费便利化的产业链，实现消费需求释放；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数字交易商业模式，降低数字交易门槛，扩展数字交易产业链，支持数字金融、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文化平台等跨界融合发展，精准对接消费需求。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现代产业支撑。数字经济是融合经济，促进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以及产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实现社会产业体系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农业数字化

基于我国“大国小农”的现代国情，农业数字化是以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融合实现农业产业创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数字技术与农业发展的渐进融合将重塑要素结构、业态模式、市场格局，打造数字化、绿色化、精度化现代农业，助力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首先，改善农业数字技术环境，打造农业生产数字信息链条。完善的数字技术环境是规范农业数字化进程、发展数字农业的重要基础。我国应加快推进数字技术，整合现有农业数据资源，打造透明公开、资源共享的农业数字环境，实现农业播种、灌溉、收割、防旱防汛、加工、运输等生产经营全过程数字衔接与信息共享，提升农业生产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与管理风险。其次，利用数字技术完善农业生产价值链，打通农业生产全过程以及上下游的市场流通、生产管理环节，实时掌握农业活动动态，提高农业活动智慧化程度，推进农业管理信息化发展。

2. 制造业数字化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整体发展程度较低，不利于我国制造业整体高质量发展，我国应积极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业价值链跃升、产业链优化和竞争力重塑。首先，使现有制造业实现生产过程数字化，重塑制造业生产过程，以智能化、精准化、绿色化为核心，提升要素供应、产品供应、生产过程、销售过程效率，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优化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力争实现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跃迁。其次，通过大数据、智能信息、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发展新型制造业，即数字产业化，由此提升数字要素在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丰富新经济制造业领域，完善数字产业与传统经济衔接，促进整体经济结构优化。第三，我国仍面临着大数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设计软件等均是我国受制约的短板。应顺应数字经济网络化、集约化发展规律，以大规模定制、个性化定制和集群经济模式，优先发展软件服务、人工智能、区块链、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动力与新模式。

3. 服务业数字化

服务业是我国三次产业中规模最大、参与企业数量最多、创造就业岗位数量最多的产业。但是，目前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整体处于“微笑曲线”价值链底端。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服务业分工日益细化，新服务消费需求、新服务业态和新服务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服务业数字化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发展方向。一是通过数字经济的融合特性，以平台和集聚模式提升信息、资金、商品等要素配置流通效率，促进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两业融合，实现数字化推动服务业向设计、制造和消费领域的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推动物流业等生产服务型产业创新。物流业连通着产业链和供应链，是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然而，我国物流产业的现代化、智能化普及率相对较低，不利于支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应积极通过数字化技术支持物流及仓储等传统服务业与大型网络平台对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三是以数字技术创新推动金融服务业智慧化。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各平台、企业、用户金融业务数量庞大，以数字技术加快金融服务业智能化、信息化、普惠化，有利于增强资金运转效率，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减少金融成本，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但同时，数字经济带来以数据为基础要素的新产业和新发展模式等现实挑战，对现有政府宏观管理与治理模式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经济社会数字化的重要引擎，也是完善政府管理模式与治理的前提。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应从数字化精准决策、数字化服务体系和数字化监管三个路径创新政府宏观管理与治理模式。

1. 数字化精准决策模式，推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真实、准确、及时的信息是政府部门经济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政府部门由于传统科层结构导致信息传递的时滞性，从而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利于政府部门实现有效的经济决策。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运行基础，能够帮助政府从浩繁的大数据资源中挖掘信息、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大幅度提升政府宏观治理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从而实现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和精准化。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积极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建立专业化的数据中心，以数字技术推动政府全方位信息收集和打造政府精准决策智能中心，实现政府从传统的经验型粗放响应向数据精准决策的转型。例如，在财政、金融等重点行业领域，通过大数据监测分析，构建多领域协同监测预警系统，从而更好地提升经济调节能力，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2. 数字化普惠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服务创新

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正在重塑政府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拉近了政府与社会成员的距离，大幅度降低普惠服务成本。经济理论研究显示，高效的普惠服务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及质量成正比关系。数字经济时代，建设数字化普惠服务体系能够有力推动政府从传统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普惠服务型政府转变，即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广泛、无差别的服务，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从服务社会角度看，数字化普惠服务体系有利于实现各级政府节点之间的连通，打破层级、地域因素限制，形成“端口到端口服务”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提高政府政务效率。另一方面，从服务市场角度看，数字化普惠服务体系推进各行业各领域数据共享，促进部门大数据转变成业务大数据，实现不同部门间业务融合，通过专业服务平台模式提升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数据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数字化监管，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涌现出大量平台经济、海量数据、在线消费，带来更加隐蔽的不正当竞争。传统监管模式具有人力投入大、风控管理弱的缺陷，远远滞后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给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威胁。因此，有必要构建新监管理念与模式，改变传统的规制监管与线下监管模式，以数字化监管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构建以数据与信用为基础的智慧监管。所谓智慧监管是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监管领域实施线上线下动态监测，提升风险的精准识别能力，实现由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转变、由事后治理向事前防范转变。另一方面是实施联动监管，建立多元共治格局。数字经济从线上成交、数字支付到线下物流配送，形成多环节、多部门交叉的交易链条，传统政府部门单一监管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数字经济广域性和虚拟性特点，必须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推动监管模式由单一向综合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