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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边疆国土空间开发理论模型构建——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分析

    “一带一路”使沿边开放从周边国家扩展到欧亚大陆，使中国边疆地区的各级城市、经济区与产业带和边境口岸等各类边缘增长中心的外部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本文构建包含边疆、内地和“一带一路”六大走廊沿线国家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结合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带来的工业用地指标调整、一般通用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和生物技术）渗透带来的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带来的转移支付，通过参数变化数值模拟，揭示优化边疆国土开发空间经济机制与理论路径。

  一、土地供给变化与劳动要素流动

  结合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带来的工业用地指标调整问题，数值模型显示，以土地和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如果边疆地区调整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的比重，将影响劳动力在区域内的重新分布。边疆地区在国土开发中承担生态保护的功能。如果增加生态保护功能的土地使用面积，降低建设用地的面积，则边疆地区内劳动力将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

  若内地地区增加用地指标，边疆地区用地指标不变，内地制造业劳动力会因边疆地区向内地的迁移而增加。当内地制造业部门用地高于农业部门用地之后，内地农业劳动力出现流失，制造业劳动力出现增长。边疆地区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均出现下降。原因是内地制造业部门用地指标的增加，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其利润空间，增加了其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若边疆地区增加用地指标，而内地地区用地指标不变，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租金比并没有发生变化，边疆地区劳动力缓慢增长。边疆地区农业部门单位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来自内地的生态补偿，提高其收入水平，从而引起劳动力的回流。制造业部门土地供给的增加，降低了其用地成本，提高了制造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吸引内陆地区劳动力返回边疆地区。

  二、技术进步与劳动要素流动

  边疆地区农业部门劳动力随着劳动力产出弹性的增加依次递减，从边疆地区农业部门向边疆地区制造业部门迁移。当边疆地区的劳动力产出弹性增加时，边疆与内地的土地租金比依次递增，劳动力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聚集。当内地劳动力产出弹性增加时，劳动力由边疆地区两部门向内地两部门迁移，边疆两部门劳动力随内地劳动力产出弹性的增加而减少，加剧了劳动力的集聚趋势，强化了中心—外围特征。内地、边疆两部门劳动力产出弹性同向变动的情况下，内地对边疆地区存在劳动力虹吸效应，吸引了边疆地区劳动力向内地制造业部门迁移。避免这一问题的必要措施是缩小两地区的劳动力产出弹性差异，提高边疆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缩小边疆与内地的技术差距是地区缩小地区差距的基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会增加边疆地区的实际产出，降低生态空间增加对产出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边疆地区的人口聚集力。

  三、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对两地区两部门的影响

  生态补偿对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有显著影响。当内地对边疆地区的生态补偿增加时，劳动力会从内地向边疆地区回流，边疆地区的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均会增加，抑制边疆劳动力向内地流动。边疆地区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中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占比更大，制造业部门的用地所受限制更强，总体上降低了边疆地区与内地地区的土地租金比。随着生态补偿的增加，内地地区会通过增加产出来补偿因为生态补偿带来的收益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