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微信公众号 经济学原理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虽然经历过各种周期性的冲击，但总体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无论是面临的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环境，还是国内经历的发展阶段变化，抑或气候变化带来的发展挑战，不仅具有周期性的表现，更意味着发展的不确定性的增强。承认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并不表明需要认同不可知论甚至宿命论，政府的政策制定也好，企业和个人的应对行动也好，都应该也能够对风险做出积极的反应，也完全可以驾驭这种不确定性。为了确保各种主体做出的反应是恰当、有效的，作为理论指导的经济学面临范式的转换。
市场经济的运行往往是在周期性地遭遇宏观经济波动中进行的，技术革命及其引领的产业革命不可避免地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波周期，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环境总是经历着钟摆式的周而复始，气候变化既是一种长期的生存危机，也常常以突发的灾难性冲击表现出来。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面临所有这些风险挑战，遭遇周期性冲击也在所难免。
凡事预则立。作为一种思想准备，我们应该从以下几点做到未雨绸缪。首先，需要时时保持风险意识，积极防范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不要心存侥幸。其次，一旦冲击不期而至，需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应对。这里讲“准确”和“正确”，并不意味着苛求政策制定和实施必然弹无虚发、手到病除，但是随时总结经验、修正方向和调整措施就可以把误差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最后，我们还需要把传统经济学研究的周期视角扩展为与未来趋势更吻合的不确定性考量，这就要求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从政策角度来说，在遭遇冲击时，认清冲击的性质是基础的一步，是能够做出合理应对的认识论前提。既然经济增长总是要面对这样那样的冲击，经济理论的很多分支和流派都针对特定的冲击类型，分别具有解释力和启示意义；经济史也给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经验和教训，不无针对性和镜鉴意义。虽然没有人敢打包票，声称这些理论和经验中的任一部分能够为任何国家提供唯一正确的应对冲击之策，但是这些有益的知识财富毕竟可以帮助后来者尽可能避免重蹈覆辙或走弯路。
换句话说，各种理论模型、经验积累和政策工具共同打造了应对经济冲击的十八般兵器。一方面，这个兵器库越是丰盈和丰富，越有助于扩大关键时刻的政策选择空间。由于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事件发生的情形都会存在差异，既然各种备选方案之间不仅是择优汰劣的关系，而且可以交叉、融合和互补的方式展示它们的价值，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各种理论和政策储备都有机会因地、因时制宜地采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实践及得到提升的知识主动寻求和推动理论范式的转换，对经验和教训进行重新叙事，指导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
宏观经济学包括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周期理论的研究涉及应对各种短期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其中，针对以1929—1933 年大萧条为代表的经济危机原因的探讨，被视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这一领域的理论权威和实践者伯南克获得了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增长理论不仅探索国家兴衰之源，还从较长期的视角研究周期和波动问题。这方面的热点领域之一是对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长期停滞”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量化宽松政策取向的研究。从问题导向出发，既然中国面临的增长制约已经转到需求侧，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理论需要实现从关注供给侧到同时甚至更加关注需求侧的范式转换。
增长理论还热衷于探讨生产率提高的途径，因而也就要关注技术创新和科技革命等话题。虽然微观层面的创新是持续不断、层出不穷的，但是作为一种蜂拥现象的科技革命从来不是直线式一往无前的，因此这个领域也涉及周期、波动和不确定性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在遭遇冲击的情况下，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受损甚至中断，创新活动也可能受到损害。与此相关的产业政策研究常常会产生一个倾向，把占据科技革命先机作为一种国际竞争，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干扰，一些国家还会把技术脱钩作为打压他国的手段。
借助此前讨论过的熊彼特范式，我们可以知道，企业家的职能之一就在于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从微观层面获得企业盈利的同时，在整体经济层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既然冲击会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造成难得的创造性破坏结果，充分抓住和利用这个提高生产率的难得时机，就应该纳入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并在政策和实践中予以妥善的应用。
国际经济学也需要与周期问题打交道，经济全球化一直具有起伏跌宕、盛衰交替的特征。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高潮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同、全球大规模的减贫和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这本来是经济全球化的预期效应，在以往的全球化高潮中从未达到过。然而，一些发达国家把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外迁，纷纷诉诸体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思潮的逆全球化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各种手段都以中国为竞争对手，极尽遏制和阻挠之事。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的断裂也加剧了这一趋势。面对这种大变局，经济研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回应是修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借助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认识大国博弈中的对抗倾向。也就是说，政治家获得政治支持（即赢得所需选票）的动机最终会压过通过国际分工尽皆获益的经济学逻辑。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便在政治考虑或者政治经济学考虑之外，也有足够多的理由，需要借助本土化创造产业韧性的优势，克服过度追求效率的全球化脆弱性。
其实，这些观点旨在说明，经济固然可以全球化，政治终归是本土性的。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虽然有助于人们从理论上认识逆全球化的趋势，抓住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对抗行动的根源，但是它无助于从政策上找到破解僵局的解决方案。按照这种范式的逻辑，逆全球化是一个可以得到确认的必然过程，因此，各国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中国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抉择的依据是全球化及世界经济自身的变化逻辑，而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基于他国情况的政治学逻辑。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取向：第一，基于已取得的技术水平、得天独厚的规模经济、集聚效应和超大规模市场，获得新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第二，利用世界经济多元化、多样化和多极化的新格局，在更高水平上和更宽广的范围内继续开放；第三，通过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更充分和广泛地分享发展成果，构建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韧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应对各种风险和冲击因素的最后保障手段。经济学认识到社会保护的必要性，也着力于探索如何把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政策抉择中也尝试处理安全感与灵活性的相互促进关系。例如，致力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统一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有计划地撰写了关注人类安全的三部曲，即2019 年关注不平等、2020 年讨论人类世风险及2022 年以不确定时代和不稳定生活为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可见，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定感，需要把认识向前推进一步，即福利经济学和社会哲学也面临范式的转换。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列举出实现公平正义的三条可选路径：一是从功利主义出发，把公平正义视为一种福利最大化的算计；二是基于自由至上理念，认为公平正义就是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三是认为公平正义涉及尊重和认同德性和良善存在。他本人推崇的是第三条路径，认为公平正义是一种共识、定义和判断。人类发展史和思想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前两条路径未能导向正确定义下的公平正义。因此，根据时代要求、共同特征和中国国情确定公平正义要求，以制度建设的方式予以保障，应该是我们的路径选择。
既然人类的历史及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及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公平正义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对中国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要求一个关于公平正义的更高理念和境界与之匹配。在政策选择中，就意味着以符合社会必要水平的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务为目标，以制度的确定性形式做出社会保障承诺。
